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积累的智慧结晶，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涵盖了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当前，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实践紧密结合，展现出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在当今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深入挖掘阐释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习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是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两者逐步融合、相互成就、有机统一，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焕发时代活力，进而在中国牢牢扎根，“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价值理念的契合性。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有着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将这种传统的民本思想与之相结合，更加注重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大同”理想，《礼记・礼运》中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状态，人们相互关爱、财产公有、社会和谐。理想追求的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两种理想在追求公平、公正、共同富裕等理念上存在契合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这种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能够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大同观念相呼应，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理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观念上的铺垫。

  思维方式的相通性。整体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系统观有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事物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这种传统的整体思维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如在经济建设、生态保护等方面，能够从整体的角度去考虑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辩证思维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提供了文化基础。中国人能够较快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并运用其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运动，如在认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等方面，通过辩证思维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

  文化表达的适应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入中国后，需要用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形式来表达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概念和表达方式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工具。例如，通过用中国传统的成语、俗语、俚语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能够使广大群众更容易理解。像“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词汇，被用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让马克思主义更加通俗易懂，能够更好地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扎根。

  文化传播载体的丰富性。中国有着多元的文化传播载体，如文学、艺术、民间故事等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渠道。许多文艺作品将马克思主义理念融入其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比如在一些地方戏曲、绘画等艺术形式中，通过讲述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等内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等观点，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在民间广泛传播。

  习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品德修养是治国理政的基础。例如，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念将个人的道德完善视为实现社会治理的起点。古代的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注重自身的品德修炼，如“仁、义、礼、智、信”之道。当前，公职人员的道德品质依然至关重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等理念，都可以看作是“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和传统德治理念的延伸。党员干部加强道德修养，途径方法很多，其中重要的是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凝结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来明是非、辨善恶、知廉耻，自觉做为政以德、正心修身的模范。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是很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中的“民贵君轻”“政在养民”“敬德保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民本思想，强调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根基。在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统治者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例如，汉初的文景之治，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业生产，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当代社会，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定更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注民生福祉，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核心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超越了西方文化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范式，关注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

  习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和为贵”“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智慧，运用到当代国际关系当中，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思想精髓，都与通过发展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密切的联系。

  另外，还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等都对当今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都应继承和发扬。

  习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诚信”“正义”等诸多价值观念提供精神定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诸多核心价值观，如“仁爱”“诚信”“正义”等。以“仁爱”为例，它倡导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这种价值观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在面对世界文化激荡时，这种价值观能让我们坚守内心的善良和对他人的关怀，不被功利主义等不良思潮轻易左右。传统道德准则是我们行为的规范。“礼义廉耻”这一观念从古至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礼”要求我们在各种场合都遵守适当的行为规范，在文化交流中，能让我们以文明、有序的方式展现中国风采；“义”促使我们在面对不同文化观念的冲突时，作出正义的选择，不随波逐流。

  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增强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式多样，包括诗词歌赋、传统建筑、传统手工艺等。诗词歌赋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展现了中国人丰富的情感世界和高超的文学造诣。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它们与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相互辉映。当西方流行文化如某些快餐式的文学作品涌入时，我们深厚的诗词文化能够让我们站稳脚跟，欣赏自己文化的高雅和深邃。传统建筑宏伟的建筑风格、精巧的布局，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巅峰水平。故宫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能够凸显我们文化的独特性，增强我们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数千年的传承使其积累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例如，中国的汉字文化，从甲骨文到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的演变，每一个阶段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记忆。相比一些新兴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从历史背景和文化中汲取智慧，明白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因为一时的流行文化而否定自己的文化根基。

  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哲学智慧和兼容外来文化的能力。例如，儒家的“和而不同”理念。在世界文化激荡的背景下，这一理念指导我们在文化交流中，既要追求和谐共处，又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也可以启发我们在文化交流中，顺应文化交流的自然规律，让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在合适的时机和场合自然地展现其魅力。历史上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的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同时，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能力，这种融合能力让我们在面对世界文化激荡时，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其他文化的精华，同时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

  习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推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既不要片面地讲厚古薄今，又不要片面地讲厚今薄古，而是要本着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同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闭上眼睛不看世界，而是要加快构建更有效力的文化国际传播体系，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