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的不断深入，党内政府内一大批老干部被批斗、被打倒、被夺权、被羁押、被逮捕，或者无职无权靠边站了。无人当政，机关混乱，争权武斗，社会动荡，生产停滞，经济倒退。局面继续恶化，国家未来如何，无法预知。这让革了半辈子命的老革命家们难以接受，常常痛心疾首。

  1966年10月5日，、总政治部根据建议，发出《关于军事院校无产阶级的紧急指示》，要求“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采取由群众选举，成立筹备委员会的办法来领导运动。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均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跟普通院校一样，军内也有了造反派。军内的四处串联，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月13日和11月29日，在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周恩来、陶铸和贺龙、、陈毅、等老帅两次接见来京串联的军队院校师生，每次不下10万余人。会上，贺龙、、陈毅、等4位副主席分别讲了话，批评了中一些极左做法，强调军队不能乱。几位老帅的讲话遭到了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陈毅、的讲话不符合思想，必须批判。原定1967年1月5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陈毅、到会“接受教育”，被周总理好不容易劝阻。

  为了乱军，等人又把矛头对准了时任总政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尽管周总理明确反对，但刘志坚还是被打倒了。打倒了刘志坚，他们又将黑手伸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1967年1月19日夜里，“造反派”突然袭击，出动上百人包围了萧华住所。肖华机警，设法逃脱，躲到叶帅在西山的住处。造反派没有抓到他，却趁机抄了他的家，致使一些军事文件、保密资料流失。

  正巧，第二天在京西宾馆召开会，、的人见萧华缺席，就责备肖华没有组织挂念，应作出检讨、接受批判。如此颠倒黑白，令叶帅勃然大怒。他说，萧华同志受到了严重的人身威胁，现在就躲在我家里。昨天夜里是我“藏匿”了他，你们就连我一起打倒吧！叶帅越说越生气，“啪”地一下拍了桌子，把茶杯震到地上，摔碎了。事后检查，叶帅的掌骨都拍骨折了。当时，他忍住疼痛，怒斥对方：军队如果搞“四大”，闹得人心惶惶，外敌入侵怎么办？到时候靠你们这些人吗？徐帅也非常愤怒，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其他一些军委领导，也出言指责揪斗军队老帅们的恶劣行为。慑于老帅们德高权重，对方没敢造次。

  为何保持军队稳定，免受更大冲击，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叶帅利用自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秘书长身份，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全军。后来，不满，又推出了意见相左的《军委十条命令》。

  鉴于几位老帅已经怒火中烧，几位副总理的火气也慢慢变得大，随时都有与文革小组一伙人闹翻脸的可能。据说，出于保护这些老革命家的目的，2月初，周总理亲自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只能因势利导，生气无济于事。要注意言行，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做过头事，以免被人抓住把柄，节外生枝。这封信让老帅们看后就烧掉了。

  没料到，老帅们大闹京西宾馆没过一月，老革命家们与文革小组一伙人之间，一场更大的冲突还是爆发了。

  2月11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怀仁堂主持召开由政治局成员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谭震林副总理，到了怀仁堂门外，一下车就碰到了也去参会的。一见，谭老就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上个月，刚刚鼓动王洪文等人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张自任革委会主任，把原上海市委陈丕显抓起来进行批斗。

  曾是陈丕显的部下，陈和张又都曾是谭老的部下。虽然因为“文革”已成中央红人，但谭震林还是打心里看不起他。带着气故意责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傲慢地回答：“他来不了，群众不答应呀！”谭震林反驳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冷冷一笑：“党组织？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强压怒火，讥讽道：“喔，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未再言语，气嘟嘟地走进会场。

  周总理刚刚宣布会议开始，谭震林就第一个发言：“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又有什么样的问题？为啥不让他们来北京？”重弹老调：“群众不答应嘛！”谭老气得“霍”地站了起来，怒斥道：“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你们别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啥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谭老悲愤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啥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老说罢，就去拿大衣，然后，指着对面“文革”小组的一帮人，怒冲冲说道：“就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

  这时，周总理站起来拦住了谭震林。陈毅也站了起来，说：“不要走，要在这儿斗争！”谭老一听，回到座位上，大声地说：“陈老总，我不走！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儿也不走！”

  这时，陈毅怒冲冲地说：“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有许多老干部挨整。‘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过整吗？我们肯定要记取这个教训。现在，不能再重复这些错误！”所谓的“抢救远动”，当年就是康生搞的，害了不少人。坐在对面的康生听了，很不是个脸色。陈老总接着说：“虽没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对等人指使“造反派”夺权的行为非常气愤，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陈伯达解释：这是按巴黎公社原则做的。叶帅嘲讽道“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了什么是巴黎公社式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叶帅站起来质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帅也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2月16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帅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够确保，怎么做工作？”也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呢？”

  急促地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在群众中进行大规模两条路线斗争，把老干部统统打掉，是从《红旗》第3期社论开始的。”

  谭震林悲伤地说：“我从来就没哭过，现在哭过三次！我连哭都没有地方哭！在办公的地方里，跟前有秘书；回去到家里，跟前有孩子。我只能背地里流泪！”接着说：“我也哭过三次！”

  这时，已经倒向一伙的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忍不住了，插话道：“不要从个人出发嘛，要从全局出发。”

  听了这话，谭震林猛然站了起来：“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在老革命家“大闹怀仁堂”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中，文革小组的一帮人基本没有说话。首先是理亏，没啥好说的。再者，老革命们窝火久了，正愁气无处撒，他们怎么敢自找麻烦呢？缺席未到，康生、陈伯达、一言不发，坐在一侧的姚文元、王力，不停地写着什么。

  原来，他们采取的是“后发制人”的办法。当天夜里，就和姚文元、王力三人一起核对了会议笔记，由王力连夜写出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以作为老革命们的“犯罪证据”。第二天，在的安排下，便拿着记录，和姚文元、王力一起跑到那里，添油加醋地告起了老革命们的状。当汇报到谭震林拿起大衣要走的时候，毛主席克制不住，随口说了一句话：“他不愿干，让他走嘛！”当提及陈毅批评延安整风运动时，怒了，说了一些批评陈毅的狠话。

  就在向汇报的当天，谭震林给写给了一封长信，结果进一步加重了自己的“错误”。信中写道：“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的，几乎都挨斗了，戴了高帽，坐了气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要斗下去，拼下去。”信中提到，说她比武则天还凶。

  谭震林没想到的是，早跟坐在一条凳子上了。所以，在谭震林的信上批道：“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接着，林把信转给了毛主席。

  2月18日深夜，紧急召见了李富春、陈毅、。周恩来、康生、、叶群也在座。毛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办不到！”毛主席没好气地说：“叶群同志(常因病不参会，由叶群代表)你告诉，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准备好，这次‘’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毛主席越说越来气：“你们说、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毛主席的批评很重，有些话非常过激。依康生的说法，毛主席是 “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从此，老革命家们的“二月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内容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批谭批陈的传单更是到处抛撒。

  从2月23日至3月18日，中央在怀仁堂先后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斗这些老干部。一伙儿在会上轮番围攻谭震林和其他老帅们。3月份，他们又将这次党内斗争歪曲地公之于社会。社会上迅速掀起一股狂热的“反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捍卫无产阶级”的浪潮。 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这些老革命家们被批斗被停职，政治局只好停止活动，此后，中央政治局的职能实际上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

  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党的“九大”报告中，把“二月抗争”歪曲成是“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被打倒的以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和报复”的行为。

  这些老革命家备受打击，处境不佳。叶帅一度被解除党和军队职务，处境艰难。被批斗，后被下放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学习，69年10月，被疏散到开封。陈毅被批斗，69年被疏散到石家庄，72年1月含冤病逝。作为“华北山头主义”、“二月逆流”成员遭到炮轰。谭震林被批斗、抄家、隔离、监管，后下放桂林。被污蔑为叛徒，得毛主席保护而脱身。李富春被打成“黑俱乐部主任”，遭到批斗。

  直到1971年9月13日外逃坠机而亡后，才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有了较大改变，并初步为“二月逆流”平了反。1971年11月14日，毛主席在一个接见会上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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